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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为什么需要原创性的、生机勃勃的文化产品？最直观的原因是，光有Made in China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有Cultured in China。经济繁华与权力荣耀都抵不过时间的淘洗，如果面向未来我们无言相告，譬如没有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来深刻地铭记这一时代，那么自1978年以来全体中国人辛苦开创的激流般的30年，多年之后就将是历史上的南柯一梦。

更本质的原因是我们是人类一员，我们本能地需要杰出的文学艺术。俯察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微妙之美永远不能穷尽，普鲁斯特因此写道："我曾经长久地凝视着一株开花的李子树，贪婪地留恋着其中的真理。

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信念和价值观，以免自己身陷尘嚣之中、随波逐流而内心惶恐。这个国家更需要思想，否则在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常识就不能与愚昧对抗，理性就不能与盲目制衡，其结果就将如索尔·贝娄警告的那样：“当胆怯的智慧还在犹豫时，勇敢的无知已经行动了。”
人们不只是在今天需要这些，并不只是在拥有了自1978年之后令人眩晕的30年经济增长之后需要这些，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需要精神的丰足。只是在如此急遽变化的年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化的指引。

文化是国家的灯塔。如今的中国正在全速夜航，我们需要一个指引、一个方向、一种给予信心的力量。

可是今天，机制与文化，仍然是这个快速强大起来的国家的两只跛足。毋庸讳言，中国文化的原创力并不出色。我们本国出品的电影大多没什么好看，本国出品的电视节目除了严肃脸孔就是诸多莫名其妙的眼泪与感动。本国的戏剧还不是那么精彩，本国的图书也多不足观。

今日中国还是一个文化大国吗？报纸上的文化版面已经成为稀缺产品，电视上的读书节目纷纷在收视率上一败涂地。这里最寻常可见的景象是，文化名人们追逐着新闻热点而非真问题，新晋的年轻人则热衷于一夜成名式的冒险和投机。至于一些思想深刻的文章——也许有人知道它们在说什么。大学，问题多多的大学，也并没有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描绘出清晰的愿景。

有时我们把这难堪的局面归结为历史债务。曾有很长的时间，这个国家既阻隔了西方文化，又破坏了自我传统。也有很长的时间，文化被当作政治诉求的附属品而日渐萎缩。至于最近一些年，好像又被归为了文化空窗期：过去穷怕了，如今都忙着赚钱，哪顾得上什么文化？

倘若往日已矣，来日可追，人们就更应该关注另一个现在时的问题：人们的精神自由与表达自由。精神自由是文化产品的水、阳光、空气。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清教式的时代会产生《兰亭序》般的达观自在，更不能设想在严厉的精神控制之下，西方文化会在中世纪之后突然迸发出文艺复兴的灿烂星光。

没有让人舒展的制度安排，就没有舒展的人；没有舒展的人，就没有舒展的精神；没有舒展的精神，就没有舒展的杰作。在今日中国，文化管理制度的进步远未达到终点，人们有理由感到制度改善的急迫。在譬如电影能否实行分级制这样的简单问题上，我们原地打转已经太久。图书、电视、戏剧等文化门类的生产，同样急切需要开明、清晰、公道的制度来保障。

在今天，是否改善文化制度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是非题。我们应该意识到文化不是经济的花瓶，而是国家精神之根。

没有杰出的文化生产，公众就会失去精神的方向。谁能设想没有惠特曼的吟唱、林肯的演说的美国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千年之前的人们会在那些优美醇厚的文章中得到精神的慰籍，观照人生中的至善至美，而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得到相应的体验。倘若人们的精神生活趋于荒芜，小至社群，大至国家，就会被仅仅当作逐利的舞台，人群中的正直与温柔也就将荡然无存。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来自世界的问题：今日中国人将成为没有文化和信念的地球寄生者吗？如果有自信心的话，我们就不能只把这一问题视为冒犯。我们需要以国家文化的重回精神高地，来给出答案。

中国需要一个制度体系，让普通人选择有教养的生活方式，比如诚实正直，而不会利益受损。中国也需要一种价值确认，鼓励那些最有才华的人去点亮国家精神的灯塔上的火光。在此之前，中国需要一块精神自由的土壤。我们也需要真正尊重文明成果的教育方式，比如不要求小学生们在作文本上写虚伪的文字，允许他们“我手写我心”。

如今，我们看到那文化灯塔正在建起，也看到它陷于流沙之中；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有着勃勃生机，也有着失范之虞。

在新闻纸上，我们划下这灯塔增高的标尺线。我们记录在每一年的文化各领域中点选出来的原创作品，向她们致敬，以供人们来年参照，以及超越。中国文化的未来意味着平庸的广度，还是光荣的深度？不是我们的时代在问历史，而是历史在问我们的时代。

未来是正在到来的现实，让Cultured in China的未来之光，照亮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