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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凌晨4时38分，胶济铁路发生一起客车脱线相撞重大事故。截至写稿时，已有71人在事故中遇难，416人受伤。乘客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不排除新增死难者的可能。

事故已经被初定为超速所致，换言之，事故是由铁路系统内部的管理原因造成的。济南铁路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已被免职。但比起那么多在黎明前被送进永远黑暗的生命，哪怕是以后还有人担当起刑法设定的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也不应是此次事故问责的终点。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几乎是11年前的同一天——1997年4月29日，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与停在该站长沙开往茶岭的818次旅客列车相撞，死亡126人，重伤45人，轻伤185人。而就在3个月前，胶济铁路已发生过重大事故，造成18人死亡，9人受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每次事故都能脱胎换骨般严厉问责，都能起到刮骨疗毒的作用，何至于事故“行行复行行”？

往前追溯，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国务院解除了石油部部长宋振明的职务，并给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林业部长杨钟被解职；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颠覆，时任铁道部长引咎辞职。

从“渤海2号”到今天，28年来，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一直在提速。但与之相关的问责政治却未必提速，反倒给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印象。君不见，由于问责体制不完善，四年前阜阳“大头娃娃”毒奶粉事件中，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拒绝辞职，理由是“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今天，比当年毒奶粉更毒的肠道疾病EV71又发生在阜阳，不知杜女士和她的同事们，这四年是如何改正和加强的？

我国现行问责制主要局限于直接责任的问责，缺乏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这可以说是问责不力的一个原因。从政治和道义上承担的责任，是问责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国际惯例。今年2月10日晚上8时50分左右，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遭人为纵火，韩国政府文化遗产厅长随即递交辞呈，首尔市长吴世勋也马上向国民公开道歉。1994年韩国首都汉城的圣水大桥突然坍塌，48人死亡。当天下午，汉城市长李元钟即被免职；汉城市政府建筑办公室负责人被以 “玩忽职守、引发死亡”等罪名逮捕；接着，时任韩国总统的金泳三发表电视讲话，向全体国民道歉。1995年6月29日，韩国汉城三丰百货大楼发生倒塌事故，韩国当时的总理亦不得不辞职。

除了自上而下的严厉问责，民众自下而上的责问和呼请也给官员巨大的精神和道德压力。崇礼门大火后，市民通过网络留言表达对当局管理疏漏的不满，高声责问：“领取国民税金的公务员到底在做什么？”由于问责的网民在线数量过多，导致韩国文化遗产厅网站服务器11日1时至8时陷入瘫痪。但职能部门并没有“删帖”、关闭网站。

胶济铁路事故发生后，连日来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令人骇异的是，中国铁道部网站对如此重大的铁路事故只字未提，更不要说在该网站开放言论让公民自由评论。政府网站报喜不报忧，凸显当事部门的驼鸟心态，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这才会有特大雪灾中，数十万乘客滞留在火车站内，危情万分，距责任较远的温总理都出来向大家致歉了，却不见一名铁路部门的官员出来道歉，事后还自己给自己打9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