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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被捕了

1945年2月，这个在卫国战争时期应征入伍的高加索小伙子、两次获得勋章并拥有大尉军衔的炮兵连长，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周，忽然被捕了。因为他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言之凿凿地无礼谈及”斯大林——他用了“胡子男人”字眼。

这违反了前苏联犯罪法第10章第58条，他被关押在莫斯科的Lubyanka监狱，并在这里受到审讯。

1945年7月7日，在他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判处他在劳动营改造8年。索尔仁尼琴在自传中说，“在那个时期，这算是比较温和的判决了。”

1918 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他是一个遗腹子——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1924年，他随母亲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之后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如果没有战争，索尔仁尼琴或许会成为一名教师、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如果没有这次的被捕，也许他会成为战功卓著的军官，也许还会重蹈他父亲的路。而现在，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发生了逆转——

流放

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第一阶段，索尔仁尼琴被送到一个复合型的劳动改造营。1946年，作为一个数学家，他被转到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小组。

在劳动改造中期，被他称之为“特别监狱”（《第一圈》）。1950年，他被转到新建成的“特别监狱”，这里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在哈萨克草原这一个叫做Ekibastuz的县城的监狱，他先后做过矿工、砖匠和铸造厂工人。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写作，边写边用脑子记住写出的文字，以防文稿被没收后，写作的内容全部丢失。他写作的内容大部分是在斯大林集中营所遭遇的苦难和不公生活。

在“特别监狱”时期，他的右手上忽然长了一个肿瘤，虽然动了手术，但并没有得到根治。

一个月以后，8年刑期满了，可上头对他并没有新的判决，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也没对他做出任何释放决议。

最后的行政决议是：他不能够被释放，而是终身流放到Kok-Terek （哈萨克斯坦南部）。在当时，这是普遍做法。

肿瘤长得很快，到了1953年底，索尔仁尼琴命悬一线。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我不能吃，不能睡，而且还受到肿瘤所释放毒素的剧烈感染。”

1954年，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府塔什干的肿瘤医院接受治疗，居然得以痊愈。

流放期间，索尔仁尼琴在一所小学教数学和物理。在这段艰难而孤独的过程中，他大部分时间被教职所占据，私下底则全身心投入秘密写作，并尝试把写下的东西保存下来，随身携带，然后辗转送到欧洲。

他在自传中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自己的文字被公开发表，为了防止我写作的事情被人知道，我甚至不敢让熟人看我写的一个字儿，直到1961年。最后，在我42岁那年，秘密写作把我折磨得不行了，最让我痛苦的是无法把自己的文字拿出来让受过文学训练的人做个评判。1961年苏共22大以后，我决定发表我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197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劳动改造和流放时期他的心情和当时苏联国内的文学现状，“那些已经享有文明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

写作

公开发表作品，对索尔仁尼琴来说是个冒险，这有可能导致他失去所有手稿。但这次尝试很成功——手稿等待了1年时间，在赫鲁晓夫的批准下，《新世界》杂志发表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即刻轰动了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从1965年3月开始，《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又受到公开批判。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允许在国内公开发表，只有在国外出版。

他在接下来他的第二部小说《第一圈》里写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其所在国家而言，就是一个秘密政府”。这本小说写的是斯大林时期集中营里、一个被认为政治不可靠但是技术可靠的科学家的故事。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遭到当局指责。

1968年，其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癌症楼》写得到是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个病人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捕、流放、劳改的事实，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人性的扭曲。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

1970年，瑞典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是，“由于他作品中的道德力量，籍著它，他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

他没有以个人身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因为他担心出国后苏联不会让他回来。当时有人建议他在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个特别庆典上领奖。但是瑞典政府拒绝了该折中解决方案，因为这特别庆典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报道可能会导致苏联和瑞典关系的恶化。

1973年在法国出版的《古拉格群岛》，是公认的索尔仁尼琴最伟大作品。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描写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情况，描绘了那荒诞绝伦的58条如何使人们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出走

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因叛国罪被苏联驱逐出境，前往西德，并被剥夺了苏联公民身份。

这年，他在斯德哥尔摩接受了本该在四年前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的演说词里，“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

接下来，索尔仁尼琴应邀去了斯坦福大学。

1978年，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学位，当年6月8日，他做了关于批判现代西方文化的演讲。

在接下来的17年，他十分勤奋地致力于《红轮子》——围绕1917年俄国革命的历史的写作，1992年最终完成了全书的4部分，期间还写了一些短篇。

他抵达美国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他对自己的海外生活一直不满意。虽然他从十多岁开始就在母亲的鼓励下用英文阅读，在美国生活的20多年里，他的英语表达却一直不太流畅。更重要的是，他痛恨成为媒体明星、为迎合电视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他同样严厉批评自己看到的西方社会丑陋现象，以及现代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流行文化——包括电视、摇滚音乐等，他认为这会导致人们在精神上的匮乏，“人类灵魂寻找一种更高、更温暖、更纯粹的东西，而不是今天的大众生活习惯、让人昏睡的电视、让人无法忍受的音乐所提供的那些.....”

归国

1989年，戈尔巴乔夫允许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在“前苏联”发行，并恢复其苏联公民的身份。

但是，索尔仁尼琴拒绝返回国。直到苏联解体后，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1994年，他和妻子从美国飞抵俄罗斯，并从海参葳坐长途火车回到莫斯科。此时，他的妻子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的儿子都留在了美国，但他本人却一直没有加入美国籍。

回国后，他和妻子一直住在一个莫斯科西部一个叫做Troitse-Lykovo 地方的别墅，这个别墅曾经住过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对索尔仁尼琴极为尊重，在普京任俄罗斯总统期间，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作为正统东正教堡垒、具有独特文化和使命的观点，得到了重新重视和强调。

普京认为，正如索尔仁尼琴在1978年哈佛大学演讲中所说，俄罗斯拥有有别于西方的文化，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而是一个适应其历史和传统的自成体系。“任何一个深植于自治的古老文化，尤其当它在地球上广阔范围内传播并组成了一个自治世界时，这在西方看来充满了迷惑和惊讶”。

索尔仁尼琴在哈佛的演讲中说到，“一千年以来的俄罗斯就属于这个范畴。”

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独立日当天，俄总统普京看望了这位88岁的老人，亲自授予他俄罗斯国家奖，以表彰他在人文领域的成就。

但这并未影响到索尔仁尼琴对他所见到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颓废保持批判态度，同时也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是其国家的解决方案。

“俄罗斯主要的成就是，它已经在恢复其国际影响力”。在2007年的最后一次电视采访中，索尔仁尼琴说，“但是，在精神层面上我们还差得远。而这不能仅仅靠国家，通过议会制来实现.....”

"至于国家层面，从公共意见和经济发展来看，俄罗斯离我梦想中的国家也仍然保有很长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