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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第一步发轫于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大胆尝试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不但发展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而且成了当时“解放思想”的一次垂范。当年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中国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30年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次，人们的目光又将投向农村。

从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改革已经初步适应思想解放与制度突破的历史需要，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并继续得到正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突出，无法适应构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紧迫要求；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仍未完全建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这些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源于制度性的弊端，而且源于中国人千百年的观念，还来源于日益紧密的全球化趋势。三者相叠加，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策中，解决矛盾、保障改革深化的意图十分明显。

三中全会申明，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会因此强调，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新形势下，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农村改革成败事关中国改革成败。中国农村关系着全中国的粮食安全、土地政策，农村还是最庞大的劳动力基础。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不仅代表了本民族的文明程度，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而要在2020年实现全国居民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关键还是看农民收入这块“短板”能否提高。

而今，农村无疑成为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一旦获得新政，农村的发展势头将锐不可当。过去30年，以出台10份“一号文件”为标志，中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而接下来，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正如全会强调指出的，要“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这对从整体上消除农村贫困，意义重大。

事实上，通过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不断尝试，改革的最终方向已经明确，那就是:不是“取”，而是“予”。即此全会强调的: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等。

改革越进入“深水区”，越需要勇气和智慧。当年的小岗村改革之所以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就在于他们的“首创精神”。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就是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事实上，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有着农民丰富的创新能力和坚持不懈的毅力。尊重他们的创造，保障农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农村改革才能取得强大的动力。

30年不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轮回，对中国来说，一场转型既是盛大的典礼，又是艰难的生产。但是，三十年的时间却能让我们逐渐接近问题的核心。因此，30年后，我们再次关注农村，并从这里开始新一轮改革的攻坚。而最终的获益者，将不分城乡，不论地域，属于中国的每一个人。